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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到8月中旬，我有幸参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组织的团队，沿着中俄边境线路，对沿途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口岸贸易进行了为期14天的深度调研。整个行程近3000公里，几乎走遍祖国这只雄鸡的大半个鸡冠，获取了大量直观且鲜活的经验材料。此次调研主要聚焦俄乌冲突后的中俄边贸现状，我尝试以此为切入点，来谈谈此次边境行中看到的当下边贸商品结构等实际情况，以及这些对激发口岸经济活力的具体影响。

　　通过对沿途5个边境口岸的调研，我们发现，中方对俄出口主要集中在汽车、拖拉机、电子产品（电脑/手机）、工业设备、轻工制品（玩具/服装/鞋类）等，而同时亦能感受到俄乌冲突对边境贸易的影响：俄方入境人员的购买力明显下降，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明显增强。以往俄罗斯民众更喜欢丰田、现代等日本、韩国车，但因冲突发生、西方制裁，即便购买这类车也难获后续维修服务，所以，他们转而购买中国汽车，特别是国产的二手汽车。冲突前，俄罗斯往往将优等农产品、奢侈品出口到西方国家，但现在大多选择卖给中国，且价格更为便宜。我们在调研中就注意到，俄产蜜蜡产品的价格，较之冲突发生前已下降2/3。

　　俄方出口中国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两大门类：以石油、矿产、粮食、木材为主的大宗商品和以糖果、蜂蜜、水产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及加工制品。俄罗斯初级农副产品的品质都比较优良，海参、鲍鱼、龙虾等基本都是野生的。又因采用欧标，对加工制品（如肉肠、列巴、酱油等）的品质要求非常高，食品添加剂用得极少。当然，俄罗斯农副产品及加工制品的质量相对有保障，一方面得益于其严格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当地产业链的发展特点有关：在复杂加工领域的延伸程度有限，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品质风险。

　　基于这样的中俄贸易整体结构，边境的口岸城市大多围绕进口的资源来进行产业布局，只是这样的布局往往带来一个问题，即难以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继而无法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以往的认知是，需要调整产业结构。然而，沿途的访谈与座谈，令我意识到这样的想法不太具有现实基础。在石油、石化、农垦以及林业带来的收益反哺地方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很难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

　　相反，未来可行的努力方向或许应当是，因势而为从“通道经济”转型为“口岸经济”：将既有围绕进口商品发展起来的行业做精做尖。比如绥芬河主导产业是木材落地加工，只是既有的加工大多是粗加工，产业链条相对较短（只能制作家具和地板），可以考虑提高加工设备的科技含量，将从俄罗斯进口的针叶类板材通过深加工，最终制成用途广泛、具有高附加值的绝缘纸。同样，绥芬河的粮食进口加工业亦存在类似问题，产业链条相对较短，大多局限于低附加值的饲料、粮油，可以进行更大的科技赋能，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蛋白质粉。调研中，先后参访了绥芬河自贸区一家蜂蜜深加工企业和东宁市一家木耳运营中心，两者皆进行了有益的先行先试。前者通过对俄产蜂蜜直接发酵，制成蜂蜜酒；后者从俄罗斯进口木屑培育木耳，依托科技对其进行深加工，生产出诸如木耳糖、木耳酱、木耳饮料、木耳粉丝等20多种产品。

　　换言之，边境口岸城市需要因地制宜找准自身定位。与其改变既有产业布局，不如脚踏实地深化既有的产业结构，借助科技的力量，推动进口商品的深加工与精加工，使得产业链条变得更长，产品更具高附加值。

　　毋庸置疑，东北边疆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持，也需要相应的科技人才。只是以专利形式呈现出的科技创新，大多倾向在产业链条更为完整、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进行转化。科技、人才的缺乏，是调研中遇到的党政干部们关注颇多的一大议题。如何让科技成果更精准地对接边疆发展需求，让科技人才在边境地区找到用武之地，成为推动东北边疆发展的一大课题。（作者是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