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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青年作家报》共同发起的“新青年文学讲坛”活动正式开启。在这场聚焦文学与时代的对话中，嘉宾们围绕“文学创作与历史传承”展开讨论，希望能够引导更多青年创作者从波澜壮阔的过往中汲取精神养分，用文字传递时代心声。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恰好构成了一组生动的“精神拼图”——文学不只是照亮日常的微光，更能成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的有力载体。

　　近日，北京交通大学思源·青年书店里，书香气息分外浓厚，首场“新青年文学讲坛”直播活动在这里正式开启。“新青年文学讲坛”活动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青年作家报》共同发起，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新生代文学创作者，推动当代文学创作与传播的繁荣。

　　活动当天，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丁晓平做客书店，他们与《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一道，从青年写作的现实困惑聊到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创作，同在场学生和线上观众展开了一场“零距离”交流。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今年恰逢《新青年》创刊110周年，不久前，红孩曾专程前往位于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随后写下散文《向青春致敬》，发表于《中国青年作家报》头版。

　　“110年前，在那个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以陈独秀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写文章、创办报纸刊物，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新青年，新时代，新文学，110年过去了，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有所作为，发出自己的声音。”红孩说。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现场，丁晓平分享了他的创作之路，进入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后，他经历了从纯文学创作转向历史写作的过程，也越发感受到“历史真实远比虚构更精彩”：“我始终坚持这样一句话，当你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时候，才会发现你是一个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读史可以明智，能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明确方向，更加脚踏实地，也能增加我们前行的力量和信心。”

　　多年来持续进行文史学术研究，坚持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使丁晓平的作品具备了“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意识和理念，形成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最新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七大启示录》，是他20多年来党史写作的坚实积累，“希望青年朋友们多读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写了东西却没人关注怎么办？”“个人经历太少，担心写出的文章格局小怎么办？”直播中，有网友问出很多青年写作者共同的困惑。

　　基于多年的创作与思考，红孩提出了“散文的确定与非确定性”，他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条直线一样，人所面对的一件事、一段经历就是其中的一截线段。散文创作所解决的不是某一截线段的问题，而是穿越线段，向两端无限延伸，这才恰恰是我们文学要表达的最根本的东西。”

　　“任何艺术创作都是从‘我’出发，没有人能面面俱到，但作为写作者，就能够从个人的经历中提炼出一种所谓精神的东西、思想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得到别人的共鸣。”在红孩看来，散文是“由我到达我们的过程”——一个作家的写作从“我”出发，但它的终结一定是“我们”，“我们”即是大众、读者。“朱自清写《背影》，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他的父亲，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包括我在《新青年》杂志创刊110周年之际写下散文《向青春致敬》，也希望青年学生们看过后能对自己的青春有所思考。”

　　丁晓平认为，文学是一种孤独又高尚的事业，并非所有文学爱好者都能成为作家，也不是所有文学写作者都会把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个人能否被看见，存在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就像柳青先生的《在旷野里》，在创作70年后才首次公开问世。但我相信所有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说，“‘躺平’这个词现在很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躺平者宣言》，里面有这样两句话，‘要躺平就躺成一座高山，要躺平就躺成一条大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富矿，要奋斗、努力，要持续地写作，相信总有一天会被看见。”

　　“我的职业是出版人，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是我丰富精神追求、丰富自己的人生、与这个世界发生对话的一种方式。不管是否能成为作家，希望大家要热爱文学，因为文学让我们变得更加崇高，让我们能看到更多希望，让青春更加有活力，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丁晓平说。

　　随着AI时代到来，如今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已然发生巨大改变——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创作者也可以通过更多样的方式和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作品。技术发展带来的是发表速度的加快、发表门槛的降低，在这样一个似乎“人人都能成为作家”的时代，青年应该写什么、怎么写？

　　在红孩看来，写作最大的技巧无他，就是“不停地写”。直到现在，他仍保持着一定的创作节奏，“哪怕一个月不写，手就生了。有人说自己没得写，但其实只要坚持每天写，你总有东西要表达”。

　　红孩提倡写文章要顺其自然、以小博大。“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生活的阅历还相对较浅，写作时不必总考虑思想要多厚重、题材要多宏大，一上来就写个几十万字，自己反而承受不了。不要背着包袱写作，文章的大与小、重与轻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表达，把你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开放、多元，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面对这种必然的转变，丁晓平认为，创作者既要把握机会，也要形成更强的判断和鉴别能力。“各种新平台是发表作品的舞台，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学习舞台’，学习还是要读经典、读纸质书——书籍永远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科技再发达我们都离不开书籍。”

　　他建议，青年要读两种“书”，一种是有字之书，另一种是“无字之书”，即社会实践，“要走到世界中去，走到生活中去，要像热爱文学一样热爱生活”。在此基础上，还要会思考，“只有在阅读和实践后思考，你才知道怎样走得更踏实，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8月的岭南水乡，天气原本晴好，一场暴雨突如其来，天色由乌转青，继而透出些许亮光来。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有金光从中射出，照在湿漉漉的马路上、绿叶上，万物皆闪闪地发出光来。

　　榕荫如盖，河涌如网，一叶5人龙舟箭一般穿过石桥，时间在这里仿佛是缓慢的，又仿佛白驹过隙。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叩访一位岁月深处的亲历者——出生于1926年的抗战老兵高克伦。在广东顺德，像他这样经历过抗日战争、至今在世的只有3位。他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安静地居住在这样一片和平的水乡，身上却镌刻着华北平原的烽火与峥嵘。

　　老人的家在一条安静的老街里，那里是顺糖宿舍楼，铁门虚掩。推门进去，他正坐在红木椅上，听见动静，抬头一笑，声音出奇地洪亮：“来啦？”那一刻，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眼神清亮的老人，已是近百岁高龄。更难以想象，80多年前，在日寇占领的河北献县老家，10多岁的他就踏上了充满危险但信仰坚定的革命道路。而今，那段烽火连天的记忆，被他用一口不改的冀中乡音，一字一句地复活。

　　时间回到1942年。华北平原，被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密集据点切割得支离破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夜，但在中国敌后战场，日军的封锁与“扫荡”却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封锁沟一道接一道，乡亲们出村要“良民证”，粮食要被“征缴”，年轻人稍有不慎便成“通匪”。高克伦老先生的家乡岔道村，离日军据点不过3公里，炮楼上的太阳旗像一根毒刺，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里，革命的星火仍在暗中传递。高老回忆，那时他还只是个半大孩子，正因为年龄小，不易引人注意，成了地下党组织物色的理想人选。“（党）支部书记叫高方德，我们同村，他看我念过几天书，有点文化，就悄悄找上了我。”老人的叙述平静，却勾勒出当年的惊心动魄。入党，没有申请书，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党支部书记拿出的一个油印小本子，照着上面的誓词念。

　　从此，16岁的高克伦成了一名秘密党员，单线联系，除了高方德，无人知晓他的身份，他也不认识其他。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日军据点侦查。“去看看鬼子汉奸在干嘛，人多不多，有没有增加，要是增加了，可能就要出来‘扫荡’了。”每日的窥探，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为游击队送去至关重要的情报。还有“破线”——就是电影《太行山上》里演的那样，剪断鬼子的电话线，锯倒电线杆，在公路上挖沟，破坏敌人的通信和交通。高克伦少年时代的勇敢，彼时即融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

　　因为有文化，高老在游击队里还多了一项任务——教村里那些没机会读书的孩子认字写字。“那时候，能认几个字，就是天大的本事。”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村头的破庙、打谷场的草垛，都能成为他的临时课堂。他用树枝在地上划，孩子们跟着念。知识的光芒，即便在日寇封锁的黑暗年代，也从未熄灭。

　　更重要的是替那些不识字的老乡和战士写家书。烽火连天，音信隔绝，一纸家书抵万金。战士们把对父母的牵挂、对妻儿的思念，一字一句地告诉高克伦。他伏在油灯下，斟酌词句，把那些粗粝的情感化作温暖的文字，报平安，诉思念，表达那些暗含着的为国尽忠、虽死无憾的决心。许多写好的信，或许永远无法寄达；许多写下家书的战士，也再没能回家。那一封封代笔的信，是战火中的人间至情，也是他用另一种方式与游击队战士、老乡们坚守的阵地。

　　1942年的华北，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高老谈及此处，语气沉重：“封锁得太厉害了，出来进去都要‘良民证’，动不动就封村、抓人。”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活动，日军常常疯狂地焚烧村庄。

　　他亲眼见过整个村子被点燃，浓烟蔽日，哭喊震天，来不及逃走的村民惨遭杀害，焦黑的断壁残垣下，是无辜百姓的尸骸。“我们身边也有两个村民被残忍杀害，当时在暗地里看着，唇齿都咬出血……”高老说到此处，眼角湿润，双手无力摊开。这种暴行，是日本鬼子对中国军民的恐吓，却更坚定了军民“血债血偿”、抗战到底的决心。平原之上，无险可守，但人民的心，就是最坚固的堡垒。

　　很快，高克伦成为冀中军区37区队的一名通信兵。“在游击队里，没有绝对的前方后方，碰上敌人，团长师长都得拿枪上。但通信兵，无疑是其中最辛苦、最危险的岗位之一。部队住下了，我们就得马上架设电台，和上级联系。部队休息了，我们还在干活儿。”所在游击队里负责通信的就他和师傅二人，一人架电台，一人收发电报。

　　电台是游击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次成功的发报，都可能关系到一次战斗的胜负，甚至一支部队的存亡。而电台信号又极易被日军侦测，发电报如同在敌人耳边敲锣。

　　“常常是刚发完报，立刻就要收起设备紧急转移，有时甚至能听到敌人追踪的枪声和摩托车声。但不管酷暑风雨之夜，严寒冬季，确保电台畅通是铁的命令。”高老说这话时，眼神无比坚定。也让我明白，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惊人的毅力和随时准备牺牲的忠诚。

　　在广袤的平原打游击，“走”是常态。“我们是白天住下，晚上行军，从来没在一个村子连续待过两天。”高老说。天蒙蒙亮时进驻一个村庄，天黑后又悄然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吃饭更是简单至极，老百姓给什么就吃什么，一天两顿，没什么早饭午饭，常常是糠菜窝头，能吃饱已是万幸。”

　　支撑游击队坚持下去的，除了赶走日本鬼子的坚定信念，还有就是人民群众毫无保留的支持。“冀中的老百姓，好啊！”老人反复强调，情感真挚。“部队进村，百姓主动腾房、筹粮、照顾伤员，严守秘密。真正的军民一家亲，鱼水情深。”军队保护人民，人民哺育军队。这种血肉联系，是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部队顿时沸腾了。“战士们扔帽子、拥抱、嘶喊，许多人边笑边哭。狂欢庆祝啊，高兴！没事了！”巨大的喜悦冲刷着多年的苦难和牺牲。高老回忆至此，满脸欢颜。

　　然而，狂喜之后，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很多冀中籍的战士渴望回家团圆，思想波动很大。“所以党员的工作就艰苦了。这时候党员就要站出来，讲道理、稳军心。因为后面还有更长的路。”高克伦和党员们带头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跟随部队奔赴新的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建设，高克伦老人从华北奔赴岭南，见证了祖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离休后，他安居岭南，享受着宁静的晚年。谈及国家今日的发展，老人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

　　采访最后，他对着镜头，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牺牲的战友们，为了国家解放，打败日本鬼子，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活着的人，要好好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他顿了顿，声音依旧铿锵，“现在国家强大了，生活好了，但过去的苦不能忘，牺牲的人不能忘。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珍惜，要努力，要爱国，要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青年军人更要记得：你们守护的是我们当年做梦都想看到的中国。”言毕，高老抬手敬了一个军礼。动作有些迟缓，却依旧标准、庄重。阳光落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上，如镀金光。

　　那一刻，我看到了整部中国现代史的书页，在这个岭南安静的午后，被一位近百岁老人，轻轻合上。

　　离开高老家，夕阳为岭南水乡镀上一层金光，河面碎金荡漾，一如老人眼中不灭的光彩。历史并未走远，它活在一位近百岁老人的记忆里，更应镌刻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广场举行，威武庄严的阅兵式震惊全世界。

　　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镇党委书记吴金印与干部群众聚集在大屏幕前，目光聚焦于气势如虹的方阵、呼啸而过的战机、整齐列阵的导弹……他频频点头，由衷感慨：“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这份感慨，源于他深埋心底的苦难记忆，也源于他见证祖国从“被动挨打”到“昂首挺立”的沧桑巨变。触景生情，他想起抗日武装曾凭着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抵御侵略者，想起从史料中看到的1949年开国大典场景：马拉炮车驶过广场、受阅飞机因数量不足需绕飞接续受阅。如今的装备何止“鸟枪换炮”？早已升级为尖端武器！今昔对比，被抗战苦难记忆浸润的他，怎能不心潮起伏？

　　吴金印出生于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这一年，日军在他的家乡卫辉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杨井村惨案、大司马惨案。刚记事时，吴金印就常听大人们惊恐地讲述一个个浸着血泪的故事——

　　对门邻居吴贵如家的哥哥，当年逃荒到山西给财主放羊。寒冬里，他放羊时遇到一股在野地烤火的日本兵，竟然凶残地把他扔进火堆。他惨叫着拼命爬出，却又被日本兵扔进火堆，最终被活活烧死。而日本兵则赶着他的羊群，狞笑着扬长而去。本家弟弟吴金堂的父亲，一日行至卫河岸边，只因未“礼让”迎面而来的日本兵，便被扔进河里活活淹死。

　　这些血淋淋的往事，深深地烙刻在吴金印的童年记忆里。他还依稀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骑在父亲脖颈上，看着乡亲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庆胜利的热闹场面。后来，吴金印在学校看到反映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局图》，再想起大人们发出“日本兵想杀谁就杀谁”的叹息，年少的他隐约懂得了一个道理：国家不强，人民就会像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这份对历史的敬畏，从未随时间褪色。2015年，已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吴金印，特意在大司马惨案发生地组织座谈会，倾听幸存者泣血控诉——

　　1942年10月21日，日伪军200余人窜至大司马村，残暴地用刺刀戳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用机枪扫射人群。幸存者郝清江，前胸后背被刺十几刀，昏倒在血泊中侥幸生还，如今胸背上的伤疤仍惨不忍睹；另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张树福，回忆起当时的惨状，泣不成声。他亲眼看到日本兵狞笑着割下三叔张永泉和伯伯张海泉的头，而年幼的他也在机枪扫射中昏倒在地，满身鲜血被当作死人踢进尸坑，夜里苏醒后，看到四周全是尸体，爬回家时发现房子已被大火烧成废墟……

　　听着群众含泪泣血的控诉，吴金印红着眼圈感叹：“只有国家强了，咱们老百姓才有安稳日子啊！”

　　吴金印的人生轨迹，始终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连。获得“最美奋斗者”等多项荣誉的他，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多次走进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而这巨变里，也藏着他和千千万万基层工作者的奋进足迹。

　　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的画面在他脑海里反复切换。岁月能抹去硝烟，却抹不去先辈的热血奉献；今日山河安澜，更需我们肩负使命向前。吴金印说：“正是知道祖国强大的不易，才更要把奋斗目标落实到乡亲们的好日子里。”

　　“不畏、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早已融入吴金印的血脉。几十年来，他扎根基层，带领群众克难攻坚、发展产业，迈出“治穷、致富、大发展”三大步跨越，镇里建设的产业园区，让5000多名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昔日贫困的唐庄镇跃升为“全国经济发达镇”。吴金印赢得“走一路，富一路”的赞誉，被中宣部、中组部誉为“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他用实干，兑现着“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誓言。

　　屏幕上，无数和平鸽与彩色气球腾空而起，现场一片欢腾。吴金印的心久久难以平静，“过去我们依靠小米加步枪和必胜信心，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如今祖国这么强大，我们更有信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为一名入党60多年的老党员，如今他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他的心愿是“只争朝夕拼命干，多为群众作贡献”，用毕生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续写祖国强盛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