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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指出：“中国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敌后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充分揭示了敌后战场与抗日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在如何看待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战等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错误地忽视或贬低中国以及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的历史贡献，意图以此虚无党领导的抗战史。对此，我们必须严厉批驳、严肃澄清。事实上，爬梳相关历史材料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民政府、日本军队还是西方人士，都曾从各种角度证实中国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多重视角、引证多方史料，充分印证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很早就针对那种指责中国只打游击战、不打正规战的论调指出：“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他还指出：“同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样反问批评者：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五年，像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曾在抗日根据地生活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也提醒，在评价抗战成果时要考虑一点，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援，“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欧洲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他因此对一个前日本军官说：如果八路军有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著，杨重光、郝平译：《抗战中的——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实际上，对此亦有所认识。国民政府军委会驻八路军联络参谋之一的陈宏谟表示：“我们晓得八路军是长于游击战的，假如硬要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作正规战对他是一个缺点，不过这责任不应由八路军来负，因为他无重武器。”（《从前线归来，陈参谋畅谈对八路军印象》，《新中华报》第13号，1939年3月19日）而作为游击战的作战对象，日军更是认为，“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他们还感慨：“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华北治安战》上册，第157页）后来在华北广泛开展的地道战，更是令其苦恼不堪，“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69页）。日军还对比了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而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华北治安战》上册，第264页）有的日本军官甚至说：“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华北治安战》下册，第169页）游击战的奇效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抗日游击战的奇效也引起了的关注。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朱德受邀参加，并在会上提出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予以采纳，并要求拟定具体实施计划。其后，周恩来、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11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参加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确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尔后为第二期抗战，实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方针。

　　为了培养游击战人才，国民政府军委会在衡山举办了三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等将领为教官，传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也曾到训练班视察与授课。1939年新四军提交了一份游击战报告后，蒋介石曾复电叶挺、项英说：“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第2册，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这无疑是在向学习游击战的打法与策略。

　　但后来，的游击战效果明显不佳。他们先后派了近百万部队到敌后打游击战，但基本坚持不住，很多甚至投降当了伪军。1944年，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中央档案馆编：《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页）而早在1940年，日军便认为：“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他们还将国共游击战作了比较，认为“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故在国共并存的地区内，共产势力掌握着主导权”（《华北治安战》上册，第157页、第201页）。

　　国共游击战的效果之所以大相径庭，其重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所坚持的抗战路线不同。虽然仿效游击战，但仍是片面抗战，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反地，领导的游击战争是全面抗战，广泛发动群众并得到民众支持。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在报告中写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政府和军队是第一个……得到积极而广泛的群众支持的。他们之所以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政府和军队真正是人民的。”（［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6页）

　　美军观察组还将延安与重庆加以对比。如雷蒙·拉登便明显感受到“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与敌人交手的愿望。”他还指出，“高级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能给人民提出充满活力的纲领。毫无疑问，目前他们是中国最现实、组织最严密、意志最坚决的组织”（资中筠：《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戴维斯则认识到：“蒋的封建的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将在中国存在下去”（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

　　关于游击战获得民众的支持，日军更是深有体会。他们指出：“游击队八路军特别注意者，即为与民众之关系。八路军由装备之点观之，与精强之日军相比，自是不成问题，然彼等甚能遂行游击战者，系因民众有力后援”（《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与中国》，太行《新华日报》1944年印行，第8页），“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华北治安战》上册，第312页）。

　　群众为什么帮游击队？首先，真抗日，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日军曾说：“八路军游击队不仅与党、政、军、民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干部、士兵也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07页）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也指出：“军与日军进行战斗，其目的在于争取群众。他们争取的对象是农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页）美国记者白修德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农村，“日本兵来了要杀人，人恰好是抗击日本兵的强硬对手”。他还惊奇地发现，游击队有时为了得到百姓的帮助，竟然谎称自己是八路军（［美］白修德著、崔阵译：《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

　　其次，军队守纪律，军民关系好。日军曾报道：“八路军将兵中，有八项注意，言辞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必还，破坏器物必须赔偿。八路军为民众如此，使与民众关系良好，作民众武装组织，直接间接使协力游击战。”（《敌人口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与中国》）陈宏谟也曾说：“八路军与群众关系的密切，可说是他的一个特点。他们将群众利益看为至高至上。不但如此，并在积极方面尽力援助群众，军政民是真可称为一家了。”（《从前线归来，陈参谋畅谈对八路军印象》）

　　最后，中国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日军曾如此描述：“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他们因此不得不承认：“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华北治安战》上册，第445页、第411页、第97页）

　　对于贬低抗日游击战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曾批判道，有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本事，惯于骂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宣传，不打仗’等等。然而民众偏能从事实上去认识真理，民众懂得，这种人所骂的，不是八路军，而是他们自己”（《文集（1925—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59~160页）。总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是在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军事战略，极大发挥了人民军队善于发动群众和打游击战的特长，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卢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党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