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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时代以来，抗战史研究吸引了大批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抗战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抗战史资料与研究成果成规模产出，围绕战时军事、政治、外交、社会等关键议题，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抗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一，通史著作与专题研究丛书集中出版，为抗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打下了良好基础。张宪文、陈谦平等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共四卷），以时间为序，以重大战役和事件为线索，呈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直至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步平、王建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共八卷），不同于以时间为序、以政治事件和历次会战为中心的通史式著作，而是分局部抗战、战时军事、战时政治、战时军队、战时外交、战时经济与社会、伪政权与沦陷区、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共八个专题，在世界环境与战后长时段中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不同侧面。王继平著的《中国文化抗战史(1931—1945)》聚焦文化战线，展示了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领导文化抗战的历史及其特点、贡献。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该书以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为目标，专设“‘九一八’事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章节，纠正了西方传统二战叙事中的“1939年起点论”，将中国和东亚置于中心而非边缘位置，以跨战区视角揭示了中国战场如何牵制日本兵力从而支援太平洋战场，凸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参与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建设的过程。该书同时推出了英文版，让中国学界关于二战史的观点进入全球视野，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不同于西方主流叙事的历史图景。

　　由国家资助，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牵头，有计划、成规模地出版专题研究著作，是近年来抗战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丛书被列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目前已累计出版数十册，所涉议题包括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中国人口损失、中日外交战略博弈、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扶植、日本对华货币战、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民政府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因应、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等。这些研究推动抗战史研究学术体系构建走向精细化。

　　第二，在与国民政府抗战方面，学界相关研究逐步走向细致、全面。“九一八”事变后，交涉成为国民政府应对日本侵略的重要方式。中国学界利用李顿调查团、顾维钧档案、英美外交文件等资料，深入探讨了国民政府以国联为中心的外交活动及其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其中，侯中军研究发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但是国联陆续出台三次决议的背后存在多方博弈，本质上是为维护国联声誉提出的“折中”办法，是英、法、美等国绥靖外交的结果，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实施“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合并解决方针，但寄希望于国联遏制日本侵略的目标最终落空，反映出其外交工作的固有缺陷。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由争取各国出面调停，到尝试放弃对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冀望，自“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在无第三方介入下与日方直接交涉，交涉结果便是《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

　　缘于制衡的考虑，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也离不开苏联因素。1936年3月12日苏联擅自与外蒙当局签订《苏蒙互助议定书》后，国民政府对苏的外交方针曾面临两难处境，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中、苏、日三国展开外交博弈，蒋介石在对日对苏方针上犹豫不决，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若将中日双边关系置于中、日、美、苏、德等多边关系中观察，可以发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围绕引入第三方因素解决矛盾还是单独解决矛盾进行了较量，最终在外交博弈和冲突不断升级中走向了全面战争。

　　新时代中国学界广泛利用中外档案互证，揭示了世界变局下中国对日交涉、妥协、抵抗等的多重面相和复杂演进。

　　至于正面战场情况，学者将眼光聚焦于战争相关的士兵、军队、武器装备、军工生产、政工制度，但对战事、战术本身的探讨仍较为缺乏。姜涛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确立征兵制的渊源、征兵制与国民政府国防体制的关系。兵工生产和武器装备是近年来抗战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点。1928年—1935年军对陆军制式武器的选定尝试及结果，全面抗战时期的火炮生产和以军用钢材和火药为中心的兵工原料生产，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的对日作战。回到历史现场，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来审视历史进程，是抗战史学术体系中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中国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学界从战略、战术，武装、弹药、地形、气候等多个角度切入，推进了对中国的抗战表现和贡献的认识。学界集中探讨了“持久战”的思想渊源及《论持久战》的版本、言说对象、传播与影响问题。“持久战”虽很快在领导层形成共识，但对于特定战事中作战原则而言，意见的统一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如太原会战期间，以为代表的领导人和以朱德为代表的前线将领起初是存在分歧的，经过反复沟通和战场实践，最后一致决定执行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1940年春皖东摩擦前，中央与项英等在不同时段针对各种战略性议题进行的沟通与讨论，对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战战略也有很大影响，只是后来新四军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这说明战争环境下，在中国上下联动的决策机制运行过程中，各方对形势的研判起着重要的作用。

　　选择合适的战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武器优势，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麻雀战这一游击战术，通过分散武装不断消耗日军，以多点出击的方式迟滞日军，以军民联合作战的方式恐吓日军。除了战略、战术，武装、技术、弹药也都是对日作战的关键要素。王龙飞认为，中国在太行山区大力发展民兵力量，最终形成兵民协作、“全民皆兵”的武装体系，从而为渡过抗战难关、从局部建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基础。齐小林考察了八路军弹药的不同来源——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购买、向国民政府请领，认为不同阶段的几种途径对八路军弹药供给的贡献度不同，体现了中国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灵活多变的策略。

　　除此之外，学者引入环境史的视角，关注中国对于地形的认知与改造，以及对气候条件的利用。有学者揭示了中国如何在抗日根据地，通过动员群众挖道沟，为抗战创造有利条件。夏末秋初青纱帐起来之机，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形成的隐蔽环境为开展游击战带来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关于中国如何积极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与对日作战有着怎样的关系，仍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

　　中国的抗日主张，需要有合适的概念表达。部分学者还原了一些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固化过程。如“华中”概念经过抗战军政实践与区域认知的双向形塑，最终以军政建制的形式被中国引入了国家制度体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经历了从“抗日的人民阵线”“抗日统一战线”等多词混用状态到固定采用的过程。中国曾使用的“抗日的人民战线”表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中译本翻译用词有关，而“人民”术语与“统一战线”发生联系，在中央层面集中于1936年3月至6月，此后很少再将“人民”与“统一战线”连接。外界如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关于“人民阵线”的看法，对把“抗日的人民阵线”口号调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很大的影响。全面的观照、动态的考察反映了抗战史研究学术体系构建中研究视角的变化。

　　第四，关于战时社会与文艺的研究空间不断拓展。学者们眼光向下，转换视角，不再局限于宏大的战时社会变迁，而重视描画普通个体的战时经历与感受，从而展现了更为生动的抗战图景，拓宽了抗战社会史研究的边界。相关研究基于日记史料，对沦陷区北平名伶的生存策略及民族情感，留守北平的知识分子的愤懑、自遣心态，沦陷区上海和北平青年的生存艰辛、内心痛楚，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让个体“讲述自己的故事”，揭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还有学者检视了战争给人们情感表达造成的影响。透过一批干部日记，发现抗战时期为保持自身战斗力对军队和党政干部结婚实施限制措施，这与干部充沛的个人情感抵牾，而许多干部出于革命需要努力进行自我调适，揭示出战时政治与心灵、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使抗战社会史研究不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丰盈的、生动的。

　　关于战时文艺，亦有新的认识角度，学界不仅关注战争与政治对文艺产生影响、引起“变”的一面，也探讨文艺对战争的反作用，如文艺的动员功能，更重视挖掘文艺发展背后的社会意义。比如，夏静对政治因素如何影响最初作为左翼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命运沉浮，该曲又如何反作用于现实政治，进行了较为独特的考究。战争与政治对音乐的影响有其限度，王艳丽通过考察上海租界几个有代表性音乐团体的活动，指出战时音乐不只有“战斗”“政治性”的一面，亦有生活、艺术等面向的意义。影像既可以是研究对象，也可以作为研究史料。由海外华人筹资拍摄的电影纪录片《苦干：不可战胜的秘密》（Kukan：The Secret of Unconquerable China），展现了1939年—1940年战时首都重庆民众的生活和面貌及遭受日机无差别轰炸等情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民众的苦难、忍耐和抗争。

　　第五，从国际法视角探讨了台湾光复的合法性。近些年有学者根据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构成的国际法链条，回溯1945年10月25日日军在台北的投降仪式，指出投降仪式兼具日本向中国归还台澎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接仪式功能，标志着台湾光复在法律程序上的全部完成，“台湾地位未定”论本质上是一种公然违背国际正义和国际法的强权政治。还有学者考察了中国对台湾光复问题的关注、对台湾抗日义勇队的帮助，考证和书写了两岸同胞共同抗日、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事实，展现了中国各界光复台湾的努力与实践。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