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体会,华体会体育官网,华体会体育,华体会体育APP下载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2023年3月15日，习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3年来，这一倡议引领中国携手世界各国加强对话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取得丰硕的成果。

　　3年后的今天，两会胜利闭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宏伟的建设蓝图正徐徐展开。今年，中国还将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会的东道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六提“亚太共同体”，并寄望通过此次深圳APEC峰会的召开使它“从蓝图走向现实”。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亚太合作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将地理上的相邻转化为心灵上的相通，将经济上的互惠升格为文明上的互鉴，并由此唤醒亚太各国人民的“共同体意识”，是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的核心命题。中国方案与深圳机遇，正为此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契机。

　　“亚太”（Asia-Pacific）作为一个地缘概念，其本身就是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汇的产物。从地理范畴看，这一区域涵盖了源自东亚的儒家文明、扎根南亚的印度文明、传播至东南亚的文明，以及伴随着近代化进程深度介入的欧美基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既有“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也有崇尚契约与法治的西方传统；既有内陆农耕文明的厚重，也有海洋商业文明的开拓精神。

　　然而，地理上的相邻或文明的“碰撞”，并不必然催生出一个共同体。现实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共同体的形成，不仅需要客观的物质联系，更需要主观的“共同体意识”，即各行为体在心理上、认知上将自己视为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此承认、相互依存、共担命运。

　　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恰恰是生成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需要跨越从“我”到“我们”的复杂心理门槛。文明互鉴通过三个层面为此奠基：首先，认知的祛魅。通过学习对方的语言、历史与哲学，破除因无知而产生的偏见与傲慢，将“异端”还原为“差异”。其次，价值的共振。在深入了解后，发现不同文明在面对人类生存基本问题时，往往都能提炼出相似的智慧，如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印度文明“不害”（Ahimsa）的相通。这绝非巧合，而是“通而不统”的共识，这种共识也将成为认同的黏合剂。最后，命运的共情。在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疾病等所有国家、人群都不得不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时，文明互鉴促使各国意识到，任何单一文明都无法独善其身，他者的危机最终会成为自身的危机。

　　因此，文明互鉴是打破“我们/他们”二元对立、走向“我们/他们”融合共生的关键一步。缺少这一步，亚太就只是由政治博弈和经济合作拼凑的“拼盘”；唯有通过这一步，亚太才能从地理名词升华为具有情感温度和价值共识的“亚太共同体”。

　　如果说碰撞产生了接触的需求，那么只有产生“共同体意识”的互鉴，才能促成深度的融合。这种从意识到融合的转化，遵循着一条从“承认”到“共鸣”的内在逻辑。

　　德国社会理论家霍耐特曾提出“为承认而斗争”，这在区域合作中体现为各文明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与发展道路的平等诉求。亚太地区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海量发展中国家；既有悠久的君主制国家，也有新兴的民主政体。若一方执意以其文明标准“改造”另一方，必然引发冲突。文明互鉴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一种平等的“承认”关系，即，既承认儒家文明圈集体主义的现代价值，又承认文明对金融伦理的独献，同时还需承认太平洋岛国文明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

　　在“承认”的基础上，方能追求更高层次的“共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罗萨指出，“共鸣”意味着主体与世界以各自的声音相互回应，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掌控。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正是对这种“共鸣”关系的最好诠释。开放，意味着文明的门户向彼此敞开；活力，源于不同思想在碰撞中产生创新；强韧，来自多元结构下的风险共担；和平，则是“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自然结果。

　　纵观亚太历史，从佛教东传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到近代“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双向互动，再到当代“亚洲价值观”的兴起，无一不是文明互鉴推动融合的例证。没有古代中华文明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就没有宋明理学的勃兴；没有当代东亚各国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创造性转化，就没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这种融合不是抹杀个性的同质化，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

　　从理念到实践，中国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提供了植根于文明互鉴的“道”与“器”之辨——以平等包容的文明观为“道”，以共商共建的合作平台为“器”。

　　中国提出的构建亚太共同体方案，其深层逻辑正是根植于文明互鉴的哲学。它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或“民主和平论”的权力政治窠臼，提供了一种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新范式。

　　首先，在理念层面，中国倡导的“全球文明倡议”与亚太共同体建设紧密结合。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第三十六章“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被置于核心位置。这意味着，中国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加强互联互通等“硬合作”的同时，将更加注重文化、教育、青年、智库等“软联通”，通过设立“全球文明对话大会”等平台，让文明对话机制化、常态化。

　　其次，在路径层面，中国坚持将“一带一路”与APEC议程深度对接。从雅万高铁到中老铁路，从秘鲁钱凯港到中吉乌铁路，这些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工程，更是文明的纽带。它们让老挝从“陆锁国”变“陆联国”，让南美洲与亚洲的联系更加紧密，生动诠释、切实落实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理念。这“五通”的背后，正是对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深度尊重与精准对接。

　　再次，在安全层面，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在亚太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近期中央提出的“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本质上是将东方“和合”文化转化为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它承认差异，但更寻求共识；面对分歧，首选对话而非对抗。这为化解亚太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提供了基于文明底蕴的解决思路。

　　深圳，作为2026年APEC峰会的举办地，正以其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多元共生的城市文化，成为这一文明互鉴逻辑最生动的实践场域，实现着中国方案与亚太愿景的双向奔赴。

　　将2026年APEC峰会放在深圳，绝非偶然。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文明互鉴最生动的产物和最理想的实验场。

　　对亚太而言，深圳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绝佳窗口。45年前，深圳是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深受岭南农耕文明浸润；今天，它是全球科创中心，是华为、腾讯、大疆等世界级企业的摇篮。深圳的奇迹，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华文明在拥抱世界市场、吸纳全球技术后迸发出的惊人创造力。在这里，世界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科技创新”可以与“中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深圳所展示的，正是一种通过文明互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路径。

　　对深圳而言，APEC峰会是其从“经济特区”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示窗口”跃升的历史性机遇。首先，是规则的对接。峰会筹备与举办将倒逼深圳在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进一步与国际高标准接轨，这是制度层面的“互鉴”。其次，是文化的交融。正如深圳南山区招商街道推出的“APECircle”（亚太鹏友圈）品牌活动所示，通过传统文化体验工坊、国际志愿服务、多国文化市集等，官方外交的宏大叙事正转化为民间交往的生动实践。数百万外籍人士、跨国企业管理者、留学生汇聚于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创造，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文明互鉴史。最后，是理念的实践。王毅外长期待“在深圳找出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如何将抽象的“亚太共同体”愿景，转化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具体领域的合作项目，转化为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

　　可以想象，在南国温暖舒适的11月，当APEC各成员的代表漫步在深圳前海，将如何悉心感受这座智慧城市的便捷。又或者，他们将在盐田港目睹世界最繁忙港口的绿色转型，由此世人对“共同体”的感知将不再抽象。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双向奔赴”。中国通过深圳向亚太展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现代化国家形象；亚太各国则通过深圳这个枢纽，更深入地参与到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共同书写亚太共同体的新篇章。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亚太是走向冲突对抗的迷途，还是迈向命运与共的坦途，取决于我们“亚太人”自己的抉择。历史早已证明，文明若被傲慢遮蔽，碰撞便意味着灾难；文明若以谦卑互鉴，碰撞就能迸发创新的火花。构建亚太共同体，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是“器”，而精神层面的共同体意识是“道”。以文明互鉴为“道”，方能驾驭好经济合作、安全保障这些“器”，使其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共同福祉。

　　当2026年APEC峰会在深圳拉开帷幕，我们期待看到的不仅是联合声明，更是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在一次次握手中消融隔阂，在一场场对话中凝聚共识。正如“十五五”规划所描绘的，中国愿与各方一道，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行动，让文明交流互鉴之光，照亮亚太共同体的前行之路。这不仅是亚太的答案，也终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来自东方的不竭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