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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将全民阅读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为全民阅读立法，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葛剑雄正是联署者之一。从2014年开始，“全民阅读”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入法治保障。

　　从提案到政策、法规的落地，多年关注全民阅读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2026年世界读书日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前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围绕促进全民阅读、增强青年阅读力、数字时代如何开展阅读等问题展开交流。

　　中青报·中青网：当前阅读呈现碎片化趋势，有人认为年轻人的经典阅读、长篇著作阅读减少，人们更多依赖社交媒体和手机进行浅阅读，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葛剑雄：我对这个现象的前提是否成立持审慎态度——目前，缺乏基于调查的客观数据支撑“深层阅读整体减少”这一判断。一方面，根据国民阅读调查，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国民图书阅读率一直在增加。在我年轻的时候，普通人买不起书、订不起报刊，能够获取的阅读资源极其贫乏，我自己在参加工作前，就从来没能随心所欲地买一本书；而今天，阅读门槛显著降低，通过手机、数据库、电子平台都能阅读，全民接受的知识信息量比以前更丰富了。

　　另一方面，碎片化本身并非全然消极。在信息爆炸、学科高度细分的当下，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依赖碎片化方式获取新闻、了解知识，它提升了信息广度、时效性和可及性。我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碎片化，而是大量未经核实、胡编乱造的有害信息、垃圾信息。过去信息发布有严格门槛，媒体由专业人士把控；如今人人可发布，审核难以全覆盖。拿我们历史学科来讲，网上大量所谓历史博主完全是胡编乱造，而且往往越编得离奇荒诞，看的人越多，传播越快。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碎片化，而在于净化我们的阅读环境。普通读者很难有专业的鉴别能力，所以要优先选择权威平台、公信力强的作者与出版机构，用可靠“真碎片”替代危险的“信息垃圾”。

　　葛剑雄：阅读承载价值观念的启蒙功能，阅读力是支撑人理解世界、判断现实、参与实践的综合素养。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基础记忆能力，即构建个人知识结构的能力——从小需通过阅读积累基本常识，形成对世界的框架性认知，这是不依赖临时检索就能唤醒的底层储备。第二是匹配身份的知识库，也就是根据自身身份角色建立相应层级的知识体系，它决定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运行逻辑、识别事件本质。第三是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人真正的本领在于抽象思维，图像、短视频无法替代深度阅读对思辨力的锤炼，唯有沉入文本，才能训练归纳、推理、批判与系统建构的能力。以上三者共同构成判断力与实践力的基础，而针对不同人生阶段、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群，对这三方面的要求深度与侧重各不相同。

　　中青报·中青网：针对不同人群，阅读力的培养重点和阅读内容选择应有何差异？

　　葛剑雄：培养阅读力必须分层施策，不能一刀切。对少年儿童，首要目标是激发兴趣、建立习惯，让少年儿童阅读的内容生动可感，避免一上来就强推艰深文本，导致孩子对阅读的排斥；但也不能止步于“快乐阅读”，须有意识引导其逐步过渡到需要专注与思考的文本。

　　有句话说“科学的大门是地狱的入口”，很多学问有枯燥、复杂的地方，青少年时期要学好一门学问，必须经历苦读。比如，历史学科有很多沉重的话题，学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能“悦”得起来吗？

　　对党政干部，其往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但部分领导干部的人文社科基础薄弱，因此急需优质普及读物补足通识短板——这不是降低要求，而是让决策者具备历史纵深与社会体察，从而更好履职。对自然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同样需要向其普及人文知识，这不仅是为了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更可能触发跨学科灵感。

　　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则必须回归原典，但前提是已具备相应阅读能力（如文言功底）、学科基础与方法训练；若连基本方法都未掌握，硬推原文或手稿，反而是制造障碍。

　　历史上，先秦典籍在汉代已难读懂，故有郑玄作注；汉代之“注”至唐代又难理解，遂有“疏”；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进一步探讨经典经学的《皇清经解》——可见知识传承本就是阶梯式过程。今天已有大量优秀普及成果，我们更应倡导“按需阅读”。研究者求原典，通识者求精译，入门者求导引，绝不可将特定群体的标准强加于所有人。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长期担任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实践者，您观察到学生阅读行为与图书馆功能发生了哪些实质性变化？纸本图书是否正在被数字资源取代？

　　葛剑雄：数字资源确已革命性地改变了“求知”与“研究”。以前做研究收集资料，要花大量时间从头翻到尾抄卡片，现在关键词一搜就出来，大量时间可以用于思考，还节约了很多纸张油墨；同时，电子书已能超越纸本在传播速度、精度、保存上的局限。

　　我在复旦图书馆的时候，有些医科的杂志订阅费用很贵，一年要上万美元，一开始有些老专家坚持要订，理由是网上的色彩没有纸本真实。现在，电子杂志完全可以做到保真，甚至可能实现三维立体呈现，专家看了以后也认可电子杂志，我们就不再订阅纸质版本了。

　　然而，纸本书阅读还有第三个不可替代的目的——满足人生需求。文学鉴赏要细品，唐诗宋词需要慢慢体会；记忆训练依赖纸质翻阅的物理反馈；老年人消遣、青年备考所需的专注环境，也源于纸本书带来的真实感与仪式感。只要有人文的需求，纸本书就永远有存在的价值。

　　至于现代图书馆，早已超越“藏书楼”定位。我在学校图书馆的时候，经常去馆里巡视，发现坐在里面的读者，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真正坐着读馆藏书的很少。如果他们要看书，都会借回去看。那么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用自己的电脑工作、自习。我问他们为什么非要来图书馆？他们说：要的是这个环境。在宿舍容易玩游戏、聊天，坐在这里，看到对面也在准备考研的同学，感到竞争的激励。

　　图书馆已演化为集学习、社交、艺术欣赏、技术体验于一体的复合空间。比如，高校图书馆提供3D打印设备，这样的设备放在具体某个院系未必合适，只有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因此，纸本与电子书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分工关系：前者承载人文温度与个体需求，后者承担信息效率与学术支撑；而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正从提供书转向营造可持续的阅读生态。

　　中青报·中青网：今年，国家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促进全民阅读，您如何理解政府在此过程中的角色？

　　葛剑雄：政府的角色绝不是规定“每人每年读几本书”，而是保障公民阅读权这一基本文化权利得以实现。条例的实质是制度性托底：确保各级图书馆合理配置、保障基层阅读设施覆盖、维护公众阅读时间不被侵占。例如，若某用人单位常态化剥夺员工业余时间，使其丧失静心阅读的可能，这就有违条例精神。在此基础上，推动阅读的主体应是社会合力：主流媒体需倡导科学的阅读观，图书馆要优化服务与导读机制，专家学者应投身优质普及创作。行政手段解决的是“有没有条件读”，而“愿不愿读、会不会读”最终取决于个体自觉与社会文化滋养。我参与全国政协相关提案时，初衷正是呼吁将阅读从个人行为上升为权利保障。

　　中青报·中青网：结合您青年时代的阅读经历，您对当代大学生及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在阅读习惯养成与书籍选择方面有何具体建议？

　　葛剑雄：我始终相信阅读是高度个性化的事。我们这一代人在小时候，做梦都不敢想今天这样的阅读条件。今天，哪怕是欠发达地区，当地青少年的阅读条件也与我们当年可谓天壤之别，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条件。但是，便利也带来新挑战——信息过载、知识爆炸反而让人迷失方向。

　　阅读的选择是个体化的，第一要义是学会自主选择，不盲从“名人荐书”。因为荐书者未必了解你的知识结构、阅读目的与当下困惑。经常有人让我开书单，我对此始终非常谨慎，因为荐书需同时吃透一本书与了解推荐的对象，二者缺一不可。比如，我对现在中学生的状况并不了解，怎么推荐呢？名人不是万能的，希望大家学会自主、自觉地选择。